白重恩中国经济短期困难更严重

“这次金融危机是国际危机,但中国国内经济危机的根源早就存在,美国金融危机只是雪上加霜。”

本来“不愿与人争论”的白重恩却在是否应该提高工资水平的问题上跟政府较上了劲,他觉得目前提高工资水平并不妥当。这把他带到了争论的漩涡。白重恩当然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有证据,“但我不是为了辩论而辩论。”

除了拥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头衔,白重恩还是加州大学数学博士。数学的逻辑思维,或许造就了他的内省,总是从自身的角度找问题的原因。

不愿与人争论,所以严谨的思考、说话;但又要探讨事情的真相,就不得不面对诸多异议。或许这对白重恩有一点困难,但白重恩依然这样做着,否则也就失去了回国的意义。

国内的发展大势触动着白重恩的每一丝神经,作为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白重恩时刻准备着释放自己的力量。迎来的第一个机会是应发改委委托对中国服务业的研究。站在全球的视角,白重恩首先关注的是中国的服务业为什么发展缓慢。他发现,服务业需要政府的监管,但是对于政府的干预却又极度敏感。

因此,白重恩发现,中国服务业落后的根源,就是政府在该起作用的地方没有做好,而在不该起作用的地方干预过多。制度缺陷对服务业的影响其实很多人都说过,但是用数据支持这个结论,白重恩在国内国际都是第一人。为此,他的这篇论文获得了世界经济协会主办的蒲山经济学论文奖。更有意义的是,这个研究成果成为了国务院发布的7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的主要依据。

危机使我们更困难

长期来看国内经济危机就是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

《英才》:这次金融危机已经席卷了全球,你怎么看它对中国的影响？

白重恩:这次金融危机是国际危机,但我认为,中国国内经济危机的根源早就存在,美国金融危机只是雪上加霜,在短期使我们面临的困难更严重。

长期来看国内经济危机就是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高储蓄率,个人消费不足,出口导向。而且这三方面是相互联系的——高储蓄率导致个人消费不足,我们自己不消费就只能依靠出口;另一方面中国把自己的钱借给外国,然后他们用借中国的钱买中国生产的东西,我们也就依靠这样的模式发展经济。

这些问题又和我们的货币、外汇政策搅到一起,使得我们的境地更为困难。比如说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长期以来很不灵活,这也使得货币政策长期缺乏独立性:要保证人民币的升值速度不要太快,利率就不能太高,同时外界对人民币升值有很强的预期,曾经大量热钱的涌入就是这个原因。

《英才》:这也造成了经济泡沫？

白重恩:热钱的涌入造成国内流动性比较大,最终体现在股市、房地产市场就有很大的泡沫。而这样的泡沫总有一天是要破灭的。实际上几乎在次贷危机的同时,我们的股市就开始了调整,中国的楼市泡沫也无法持续。

股市下跌股民的资产就少了,消费信心就会下降。从实体经济来说,房价在下降的过程中,消费者是不会买的。开发商也会减少建房,这就影响到就业、原材料生产和销售,经济必然出现滑坡。

除此以外,我们的一些政策有些操之过急。比如说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在企业已经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减少以及原材料成本上涨的困难时,使得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中小企业生存更为困难。

《英才》:除了我们自己的问题,金融危机对我们困难的加剧表现在哪些方面？

白重恩:外资的减少是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另一个影响,但是大家说得很少。表面上我们有很多钱,外资对我们的影响不大,而且从总量上我们不需要这些外资。但是对中小企业来讲,他们非常需要,因为它还是一个融资渠道。我们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银行给中小企业提供的资金很少,所以有一些中小企业就要找其他的融资渠道。外资比较灵活、处理风险的能力比较强,在这个方面就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开辟另一个战场

能不能创造一些新的供给,这些供给有潜在需求,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市场没有发育起来。

《英才》:我们看到政府又提高了出口退税。对于救市,政府扩内需、增加投资、促进出口的措施能解决问题吗？

白重恩:在这方面我有一点和大家不太一样的看法。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促内需,增加个人消费。个人消费拉不上去,就靠国家大量投资,然后就是提高出口退税,试图把出口也保住。这个短期来说是对的,是看问题的最直接的角度。

我们现在都想的是三驾马车跑起来,要多搞房子、车子,但是还有很多需求是没有被满足的。我认为这方面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开辟另一个战场,考虑能不能创造一些新的供给——这些供给以前是有潜在需求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市场没有发育起来。

《英才》:哪些需求和供给是这样的情况？

白重恩:我举两个例子,信息通讯产业和数字电视。

信息通讯产业在准入上有很多门槛,因此导致供给渠道有限。但是消费者有需求,也有企业愿意供给。可是由于制度上的障碍,对一些大企业、对既得利益的保护,使得它们不能发展起来。

再有一个例子,卫星和有线数字电视对农村包括很多小城市的覆盖率有限,但是地面传输式的数字电视能够覆盖的群体更大,看电视也更清楚,而且可以互动,起到一定的互联网的作用。现在这个市场的需求很大,但是中国现在没有做。清华大学、上海交大、广电总局研究院都有这个技术,很多国家想进口我们的技术,但是由于我们自己没有用他们就放弃了。没有为它们提供一个制度环境使它在本土蓬勃发展起来,怎么开拓国际市场？

《英才》:除了制度上的问题,增加供给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考虑呢？

白重恩:从供给的角度讲,还要想办法降低成本,不仅让消费者更有钱,还要生产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更便宜的产品。这两个达到的效果似乎一样,但是思路不同,我认为这方面要多加考虑。

现在大家都不怎么提降低成本,其实这个很重要。比如说劳动力市场,我有自己的想法——现在的政策,劳动合同法和最低工资标准,既没有照顾到社会公平,又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其实是搞得两头都丢。

因为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大幅下降的原因不是工资水平太低。我们调查发现,从1995年到2004年劳动收入占GDP 的比重降了10.7个百分点,其中一半左右的变化是因为政府的统计口径发生改变造成的。3个百分点是农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变少造成的,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导致的收入构成变化造成。最后的2个百分点有相当一部分是垄断造成的。所以我们采取的措施没有治到问题所在。

我们的研究还有一个结论,就是工资水平上升了,劳动收入的比例不会上升,但是就业会减少。

高房价是必经的阶段

在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上,我认为茅于轼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人,他讲了别人不敢讲的话。

《英才》:房地产既是一些人的投资,又涉及到民生,似乎有错综复杂的矛盾,你认为根本矛盾是什么？

白重恩:大家买房子还会考虑它的投资价值,会想20年后的房价是多少。如果中国GDP按照7%的速度增长,20年后大家的平均收入会是现在的4倍。现在大家说房价不合理是因为与发达国家比,他们的房价、收入比是5,我们的是10。但是这需要有一个动态的考虑,20年后如果房价不动这个数字就变成2.5。

尽管20年后收入高,但现在很多人买不起房,这是根本的矛盾。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房价高到老百姓买不起的阶段,在这样一个历史必经的阶段,说这些事情是没有道理的。

《英才》:处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应该怎么解决房地产问题？

白重恩:政府要起一定的作用。4万亿里面有4千亿是用来做补贴性住房,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在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上,我认为茅先生（茅于轼）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人,他讲了别人不敢讲的话——在质量上拉出差距,这一点我也是非常支持。

我们要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但是我们制度上有很多缺陷,在甄别上有很多问题。那用什么办法解决呢？只有在质量上拉出差距,使得有钱人即使有机会也自愿的不去利用。

有很多人骂茅先生,这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更好的办法是去严格的审核。这只是说说而已,人人都知道要能这样做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做不到,对不对？

美国经济会最先反弹

不能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了全球的经济危机就把它说的一无是处。

《英才》:美联储出资购买美国国债,这样的政策是否有加速通胀到来的可能？

白重恩:当然有了。不过这个表现有一定的滞后,所以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

美国的问题要通过经济外交来解决,像周小川提出的超主权货币,也算是一个回应。当美国大量的印钞,货币供应大量增加的时候,全世界可能就不再买美国的账,大家就要找出路。即使短期内不能出现一个新的出路,也要做出这样一个信号。像这次G20峰会,虽然无法马上达成某个一致的成果,但是要朝着这方面做努力,应该把这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

《英才》:全球不景气,美元会否升值？

白重恩:短期有可能,欧洲、日本的经济比美国更不好。而美国有自己制度上的优越性,经济很灵活。不能因为它的次贷危机引起了全球的经济危机就把它说的一无是处,大家还是认为,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经济会最先反弹。

《英才》:如果美元贬值对中国会有怎样的影响？

白重恩:中国不希望美元增发引起通货膨胀、不希望美元贬值,因为我们的外汇储备都是美元。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美国经济尽快的恢复增长,因为这影响到我们的外需。

《英才》:中国的银行业你怎么看？

白重恩:中国银行业现在比较健康。但不能因为我们经济有困难,期望有太多的投资,就给银行压力,使他们放松对投资的审核,或者因为政府压力去做他们不想做的投资。我认为这样对银行业的长期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说政府政策需要增加投资,那就政府直接拨款,或者通过发债券等方式。政府的行为不能强加于商业银行,我们应该坚持银行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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